目前我们大陆这种30年发展当中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在我们可参与的范围内再去做些改善，那如果说直接照搬欧洲的模式直接移到我们这里来讲，我相信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就包括刚才讲到的经济适用房，举一些例子，我们可以问问在座的，你们愿不愿意你的邻居是外来的务工者这样混合的，至少拿我来说我可能也会蛮忌讳的，因为有很实际的案例在上海。在实际使用评估上是不成功的，就是有两个超大型的社区，他因为各种原因在推盘的时候是售价比较低的时候，就造成在销售上有很多的投资客，投资客去购买的房子他其实是没有自住的需求的，然后他就会去出租，就会产生群租现象，他已经跟建筑无关，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把一个120平米的居住拆成8个小间，可能有十几个个人住在这一套房子里，已经超过了它本身应该负荷的能力，同时他们这些居住者可能就是附近的一些务工者，但是他们的素质可能不是很高，那他们在社区的行为，比如乱扔垃圾、衣冠不整，那其实对于你居住在里面正常的居住者是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他一直上升到两个区是政府在做整治，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说问设计师有没有更好的答案，那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在我们当地这种人们价值观都不够稳定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在这个时间节点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杨韬：

现在世界最大建筑市场在中国和中东，所以说现在当然是国际建筑界争斗的一个大蛋糕。我想这个是双方面的。比如原来上海有个老宅子，他们请的是上海的一家事务所去设计的，他们事务所现在国内的办事处已经没有了，但他现在仍然是每年能够搜到关于这个老宅子的信息，会一直去服务，这是我们国内很难做到的。第一，我们国内新增的建筑事务所非常多，然后生命可能还没有100年，你如何做到去给他的建筑服务100年，所以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何让建筑事务所生命力更强。往往我们的建筑事务所是依靠我们的一个Team Leader的存在而存在，而他的消失而我们这个事务所也许就消失了，而国外的一些事务所能够持续不断的跟进，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当你在30年以后你还能收到这样一封信，也许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这个房屋拥有者子嗣的时候，他会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信任和情感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言而喻的。第二，讲到我们怎么样会有话语权？其实无非两个，一个是决策权，目前中国没有专家委员会来决策的制度，没有专业委员会来进行决策，而是政府单向决策，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第三，是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我们设计服务的设计费，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所以说设计师很难去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两个硬伤，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我们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或者是建筑专家委员会最后来评判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做决策，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副管，是台湾当时推行一个模式，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国家成立的非盈利机构，然后所有类似于支付宝的支付平台，所有的设计费进入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当你在交付的时候，经过多长时间的验证，然后这个平台它来进行评价。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这两个硬伤，一个是他把你的财政卡了，二是他把你的决策权卡了，目前在中国如果现在说解决的办法，我觉得是没有的，非常难，如果我们设计师要去主导当然这也不对，必须是大家在一起，然后共同来决策的一个事情。

畅言网编辑：

我想问问王总您如何看待可持续建筑设计？设计师该如何落实一些绿色设计的标准和规范？

王晓藴：

从最大化的去做一个可持续城市角度的话，应该做的事情非常大，等于使一个区域实现合理的布局。因为当你发现你的住区和你就职的单位距离变大之后，通勤上的能耗，包括各方面的一些维持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而当我们自己很好地能形成一个平衡，然后首先通勤上的能耗可以降低，其次就是整个空间利用效率会加高，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真正意义上达到可持续，但是通常我们有很多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或者再适宜这样做的时候，比如我们很提倡慢行系统的搭建，提倡一些低碳出行的方式。同时我觉得我们城市当中运用的一些TOD的发展理论，就是如何能够更高效的去把我们城市空间利用起来的一种开发模式，那也是为了对环境破坏可以达到最小。如果是从我们住区环境里面去做环保，建筑这方面，但是好像很多先进的技术我们会发现这些技术之前看上去很节能，最后算下来并不合算，可能有些地方要提倡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说你可以在设计上整体的空间的交互的做得很好，让人们可以放弃在室内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而是追求一些室外的自然的包括季节性的一些体验的话，事实上是更加贴近自然的一些做法。

祁艳：

我觉得节能环保这个课题真的很大，应该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我对科学方面不是很有研究，但是偶尔听到过一个概念会觉得很有道理，叫一个“生态足迹”的概念，“生态足迹”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片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维持他整个国土国民所有的活动所要承担或承载的一个国土的一个面积，比如说一个人吃喝拉撒，加上垃圾排放所有的这些加起来是整个国土的多少。大家可能会比较的意外，因为日本一直是以环保著称，但日本的生态足迹实际上非常的高，比美国还高，就说如果是全世界的人都像日本这么生活的话，好像是需要20多个地球才能够。因为日本虽然在国内非常的环保，他不怎么用国内的资源，但是大量的侵蚀别国的资源，把他的生产资源这些都是从别国拿来的。香港也是以环保著称，香港在规划界还是比较有特征的，他把自己岛屿，自己的国土面积控制得很严格，然后该开发的地方开发的得多，然后该空的地方空下来，看着很好，但实际上他所有的生产所有的消耗都来自于大陆。所以就是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环保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减少不必要的活动能源也能够节省。

如果从社区角度来讲的话，现在也有一个叫绿色社区的理念，更多是从环保的角度不是从规划设计的角度，规划设计的角度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比如小区做水景尽量不要去把这个水景完全人工化，需要很多电来维持，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自然水系的引入，生态化的一些沉淀，用很少的能源来保持水景。还有就是在建设之后呈现的一种环境跟建设之前所能达到的一个物理生态的指标越接近越好，比如利用可渗透的一些材料，然后可以让建设完之后它的增发量，包括地下的渗水能够跟之前的水平差不多。利用更多碳能的电源或者小区设施，能够减少各方面的一些消耗。空调更强调它的通风，建筑物理方面能够更进一步，一种设施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把南边屋里的热量传到北边的屋里，然后减少空调的使用，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的处理措施还是很多。

畅言网编辑：

我想问问方总和祁总两位，从建筑和规划角度来看，上海集中供暖的有没有必要？

祁艳：

不要说上海，上海再往北300、400公里都没有暖气，就是上海相对来说生活水平比较高，大家会要求比较高，可能大家对舒适性要求也比较高。从我们这应该是一直到徐州都没有暖气的，他们那应该是比我们这里这个问题更严重，但是采暖的话应该考虑建设整个城市的区域形的采暖，就是大型的这种城市级的热力站还有比较小的这种社区级的。比方说一个厂的这种热力，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家庭化的，自己家有一个燃气设备。从效率上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自己家的效率不能说特别高，但是应该说从近期来讲的话可实施性最强，就是现在一般上海家庭如果想采暖的话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你想花这个钱，有一个自己的小锅炉然后自己采暖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近期以上海为代表的夏热冬冷地区要实行整体的采暖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局部个人的采暖还是有可能的。

方治国：

我觉得这有历史原因，但是基本上用“一刀切”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是经济开发相当于整个是由国家体系来去支撑，所以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行政和区域的划分，那我觉得完全这方面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从物理上讲，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居住使用者，我觉得在上海采暖应该是需要的。从设计的角度和城市管理方面来说，像今天我们国家应该把更多的这种业务推向市场，因为现在的采暖是要付费，所以应该去交给一个运营机构，就是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说由国家由政府去补贴的这种方式。以上海为例，市政府是不是能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它的投入，运营的初期和它的基础建设的确是要从它的这个税收和城市建设拿出一定的专项费用去做。那刚刚也讲到，要看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如何去思考的问题，其实在客观上大量的使用过程中是有这种需求的。城市不能提供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社区去解决，这种方式肯定效率低，反而会造成采暖的浪费。那如果有这种前提条件，就是标准定好，设计就能相应的去匹配、去完善。

举一个案例，我一个同事住在虹桥一个社区，他们当时就是采取社区空调集中采暖，运营下来2、3年以后非常不成功，包括有一些用户自己不用它的采暖系统。因为这是共同的社会体系，有些住户不去交费用，维护就产生了问题，然后因为没有费用去支撑的话就没办法产生，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从城市角度不去介入的话，用社区的形态就是物业去支撑，现在鲜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在我们这个居住环境里面最可操作的就是自己去买一个锅炉，这个是最容易实现，但是如果每家每户都去买锅炉，从采暖效率、环保效果上并不是节能的，所以设计师也很难去想。所以我刚刚说有太多的事情尤其是这种规划和居住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去投入、协调很多东西，其实这就是成本和效益的关系。